从实体城市来看，可分为两大类： 一类是“生 成 ”为主； 一类是“ 构 成 ”为主。 有一句古话叫“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”，罗马作为一个历经2000多年岁月才形成的世界著名历史背景和文化名城，在没有“一以贯之”的规划的前提下，由无数建筑师设计建设成。 这样的城市，我们叫做“生 成 ” 的 。 而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则是一次性设计建 成 为主的典型城市。 对于任何一个有魅力的城市而言，它们既有“构成”的成分，也有“生 成 ”的成分。 一个城市之美，一定要有丰富的多样性。 例如典型的旅游城市厦门，它既有“生成”的鼓浪屿，又有精心设计“构成”的现代化新区，并且这两者呈现多模式、多样化的集成组合，符合人的尺度和人的审美观。 通过将“生成”与“构成”有机结合，这才是一个真实且有魅力的具有现代生活质量的宜居城市。

  当前，我国智慧城市设计与建设面临几个困境。 第一，片面强调“构成”，而忽视了“生成”的力量。 忽视了数据和系统的许多细节是“生成”的，许多新技术及其应用场景更是“生成”的。 因此，就可能会引起智慧城市既有的结构与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难以相容，也与新应用场景的不确定性不相容。 第二，混淆了智慧城市设计的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区别。 智慧城市与传统城市一样，都是为了让人的生活更美好，因此智慧城市也必须要以解决城市病、符合民众需求等为出发点去谋划和建设。 第三，混淆了智慧城市中的“商务品”和“公共品”的区别。 在我国智慧城市设计和建设过程中，许多大型IT 企业出于盈利的目的，推出了很多“高端”的项目，例如“领导驾驶舱”、信息亭等，但因他们习惯于“构成”，并不了解城市政府的职能及其运转的复杂性与民众的真正需求，许多智慧系统的设计就成了“白智慧、空智慧、假智慧”式的数字典范。

  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中，应重在提供公共品。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·萨 缪尔森( Paul A．Samuelson) 提出城市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为民众提供足量的、优质的“公共品”，来提升城市的经济效益与人居环境。 他还指出，存在三种市场机制失效的领域： 第一是“不完全的竞争(也称之为自然垄断)”； 第二是“外部性”(尤其如污染等负外部性)，例如各种各样的污染以及其他破坏性行为，即为负外部性； 第三是“公共设施”，现代城市本身需要大量的公共品，这部分事关社会公平的基础设施属于“私人公司可以提供不了，不符合经济效益”的城市必需公共品。 数字时代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“共享”，公共品就是共享产品。 尤其在智慧城市公共品的构成方面，应该聚焦“四梁八柱”。

  从城市政府视角来看，智慧城市的四大核心公共品，即“四 梁 ”，包括： 1）精细化、网格化管理系统； 2）政府网站“一网通办”； 3）城市安全、网络安全、减 灾 防灾； 4）重要公共资源管理信息化（如碳价格、土地、资产等）。 政府通过数字化手段更好地提供上述四类公共品，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。 “八柱”则指智慧教育、智慧医疗、智慧交通等主要公共品，由此形成了智慧城市的“四梁八 柱 ”。

  任何运转良好的智慧信息系统都是“生成”与“构成”的有机结合； 越具公共品属性的信息系统，政府主动“构成”设计占的比重就越大； “构成”设计必须将政府自身原有的流程再造，如权力负面清单、缩短流程、减少证明、并联审查等； 智慧信息系统最终目的是为便利民众对政治绩效的监督和评价，使不同的城市政府或部门的服务能效竞争性展示在民众面前，从而“生成”一直在优化服务的动力机制。

  一是“积木”（ Block ）。积木即是已存在和已被创造的“知识、经验”等子系统，它们能通过不同方式来进行组合，以应对也许会出现的不确定性和 城 市 病。 当系统某个层面引进了一个新的积木，这个系统就会开启新的动态演变流程，因为新积木会与现存的其他积木形成各种新组合，大量的创新就会接踵而至。

  二是“内部模型”。系统主体遭遇到新情况时，会将已知的“积木”组合起来，用于应对新情况。 这种生成的子系统处理问题的机理结构就被称之为“内部模型”。 不同积木组合之所以“有用”就是因为形成了新的“内部模型”，也就是使城市中的相关主体有了对未来的判断与应对能力。 各类大数据的集中如果再加上人工智能等新“积木”的运算，就能产生有用的预测结果。

  三是“ 标 识 ”。在复杂适应系统中，“标识”是为了集聚和边界生成而都会存在的一种机制，使得主体观察到以前隐藏在对方背后的特性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“选择性双向作用”，其总是试图通过向“有需求的主体”提供 联 接来丰富内部模型。 在万物互联的时代，“标识”可以将主体需求来做高效、精准匹配，因此将发挥关键作用。

  第一，政府应关注智慧城市的“公共品”，为品种庞杂、日新月异的各类智慧城市“商务品”提供平台；

  第二，无论是核心还是基本智慧“公共品”设计，都一定要注意“生成机制”的应用；

  第三，智慧城市是高技术的平台，让“聚 裂 效应”价值最大化； “从上而下”的顶层设计与“从下而上”的“生成”机制发挥，都是必须的，尤其是后者更为重要；

  第四，智慧城市作为科技发展不确定性最大的新领域，必须利用第三代系统论——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充分的发挥主体的三大新机制，从全场景智慧的角度思考，“自下而上”“生成”自适应的智慧城市；

  第五，“构成”的“四梁八柱”都应该成为千百种“生成”场景应用的新业态平台，只有相互融合才会涌现出真正的智慧城市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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